噪音治理为什么是个难题？

如今的中国正深深地受听力问题所困，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警觉程度之低，令人诧异。中国的听力问题有多严重？同样是治理污染，为什么人们似乎把绝大多数的精力投入到治理雾霾、水源、土地问题上，却往往把防止噪音污染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？

 

 

听力障碍是困扰中国人数最多的身体机能问题之一。根据新华社的报道，2015年的一项调查指出，全国大概有2亿人有听力障碍，占总人口的将近16%；其中，更是有7000万人的听力障碍是致残性的(中度以上)。也就是说，每20个中国人里面，就有1个人的听力水平非常堪忧。

有人可能会觉得：人年纪大了，听力自然会下降，有听力障碍的人多，也是正常。然而，有学者曾指出，中国人的听力问题，有许多是受到工作和生活时遭遇的外部噪音的严重影响，比如工厂和建筑工地中的噪音，交通工具的噪音，娱乐场所中巨大的音量等等。

 

 

一些在地方上开展的研究也证实了环境噪音威胁的严重性：在四川开展的一项听力调查显示，患重度以上听力障碍的人中，有35.6%是由生产环境或生活环境中的噪音污染诱发的。另一项在北京的调查指出，一间朝向四环路上的居民住房，全天的平均噪音水平达到79.2dB，相当于在房间里一天到晚不停地开着电视或者洗衣机。因此，听力问题绝不仅仅是年纪增长而导致的正常生理现象。

然而，无论是听力障碍者还是政府投入，对听力问题的重视程度都很有限。据报道，7000万中度以上听力障碍患者，只有不到8%使用助听器或者人工耳蜗来帮助恢复或校正。除了康复机构较少，自身意识不够外，高昂助听器价格可能也是阻碍之一。尽管目前市场上有许多价格低廉的助听器，但真正针对重度以上听力障碍患者、针对这些有迫切需求的人群所设计的助听器，大多一只就在千元以上，稍好的甚至要上万元。这对普通家庭来说着实是很重的负担。

政策层面，2014年中央财政拨款的的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有100亿元，北京甚至曾豪言每年花2000亿元来治理雾霾，相比之下，政府一年投入治理噪音问题的经费大概只有后面这个数字的2%。诚然，治理雾霾和治理噪音所采用的方法、原则、目的都有极大不同，但重视程度不可同日而语，这并不需要否认。

实际上，听力障碍确实会引发十分严重的问题，它不仅会导致人们社交上的困难，持续耳鸣、部分频段的听力障碍还可能会引发焦虑症、强迫症等精神性疾病。讨论如何控制噪音、减缓听力问题，是十分必要的。

 

 

首先，人的听觉十分脆弱敏感，缺乏对外界声音主动防御的能力。眼可以不看，嘴可以不吃，手可以不碰，鼻可以不闻。相对来讲，想要让耳朵不听是很困难的。即便把耳朵堵上，人仍然可以通过颅骨由内耳传递部分声音信息。退一步说，人体内部的生理活动亦会产生声音，从这种角度来说，人不可能获得一个“绝对清净”的环境。因此，无论是工业噪音还是耳鸣，当恼人的声音来袭时，人是难以通过自身调节来抵御的。所以，控制噪音所关注的焦点应当放在对发声源和发声途径的控制上。

其次，声音的基本维度是时间，好似“雁过无痕，叶落无声”。当声音“完成”后，很难找到它留下的痕迹。相比之下，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，图像依然会留存，可以擦除；在一定的空间内，气味也难以逃离，可以驱散。只有声音结束了就结束了，几乎不会带来任何其他感官可以觉察的变化，也就谈不上对它的控制和校正。即便用其他方式记录下了这个声音，逻辑上讲也无法完全重现那个一模一样的声音，因为发声源、传播媒介，甚至温度、环境等都会对声音传播产生影响，所以也很难判断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。

因此，想要通过事后追究来控制发声源，既不能阻止可能已经产生的噪音污染，也无法断定在那个时刻的这个噪音到底产生的多大的影响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交警们在禁鸣的马路上拦下鸣笛的车辆，只能寄希望于杀一儆百，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。

 

 

如果说上面这个例子只是涉及到博弈策略的话，那么接下来这个例子就设计到道德判断。每年高考进行时，学校周边的马路都会成为严厉的“禁鸣区”，考场附近部署的大量警力，会对鸣笛车辆课以重罚。实际上，这种特殊时期的集中整治所依据的标准，并不完全是法律上的，因为学校并不是只有高考的时候才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，而平时的大多数时候警察也并不会管。这种整治的依据更多是道德上的——你的一次鸣笛，可能会影响里面考生的一生。因此，在这种情况下对噪音的控制，实际上是在控制人们的道德观念，进而规范人的社会行为。

由此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对声音特征的客观测量和对噪音的主观断定上，存在很大的差别，正是这个差别，使得防治噪音成为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。我们真的需要防治噪音吗？当然。也许未来有一天，人们戴助听器就像戴眼镜一样普遍，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任由自己的器官受到折磨。